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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差异中比较: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解析

发布时间:2017-08-07 11:47来源:网络

  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已经 “尘埃落定”,但由此引发的争论依然是当今文坛的热点和焦点问题。因而,对其进行进一步的反思无疑具有充分的意义和价值。�

  本届茅盾文学奖评奖范围是1999-2002年间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或发表的长篇小说。评奖程序分三个阶段来完成:第一阶段由中国作协茅盾文学奖评奖办公室征集参评作品,共计有推荐长篇155部。第二阶段由初审小组从这155部作品中筛选出23部长篇作品,这23部作品中有20部是本年度评奖范围内的作品,即发表于1999―2002年的作品,有3部是评奖年度外的作品。依据《茅盾文学奖评奖试行条例(修订稿)》,为尽可能减少遗珠之憾,由三名或三名以上的评委提名的作品,仍可进入初审小组的推荐名单。这样,又有7部作品进入推荐名单,其中有1部为评选年度外的作品。经过讨论,4部评奖年度外的作品均被取消参评资格。这样,就产生了26部进入终评的推荐作品。这26部作品经过评选委员会的两轮投票,有5部作品获得了超过三分之二的票数。最终,熊召正的《张居正》、张洁的《无字》、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柳建伟的《英雄时代》、宗璞的《东藏记》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
  在这5部获奖作品中,柳建伟《英雄时代》的获奖优势在于,“这部作品面对了广大读者共同关注的现实生活中的大问题”①。柳建伟在获奖感言中也谈到,获奖是对他关注社会现实、关注最广大人群的生存境况的创作道路的奖赏�②。这部作品的获奖也是引起此届茅盾文学奖矛盾的一个最为主要的方面,而与此相关的就是对在初选时全票通过的莫言的《檀香刑》的落选的批评。实际上,这两者本身就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就《檀香刑》和《英雄时代》在文学场中所处的位置来看,这两部作品大抵居于文学场的两极,随着文学场的自主程度的逐渐增强,场的两极之间的对立和鸿沟不断加深。《檀香刑》和《英雄时代》表征了以这两部作品为代表的文学观念之争。�
  应该说,对贴近现实生活的作品的关注一直是茅盾文学奖评选的一个重要取向。在第一届和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中,现实题材的作品占有相当的优势。而自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以来,这类现实题材作品的获奖就成为引发争议的一个最为主要的方面。在第三届获奖的7部作品中,有两部现实题材的作品,那就是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和孙力、余小惠的《都市风流》。与此对应,张炜的《古船》、贾平凹的《浮躁》等被认为是更能代表这一时期长篇创作的优秀之作。第四届获奖的4部作品中,现实题材的作品仅有1部,那就是刘玉民的《骚动之秋》。这部作品是在一名评委提名两名评委附议之下成为参加终评的备选作品,并最终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③。这篇作品的获奖引来了诸多批评,而它的获奖意义也被一些批评家看作是“在文学之外,艺术之外”④。与《骚动之秋》相对应,一些新潮的批评家提到了张炜的《九月寓言》、余华的《呼喊与细雨》等篇目。在第五届获奖的4部作品中,现实题材的作品仅有张平的《抉择》。伴随《抉择》获奖而来的批评,是对周大新的《第二十幕》、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以及贾平凹的《高老庄》这几部在初选中得票居前的作品的落选的质疑。那么,这些作品所代表的矛盾双方在文学场中占据怎样的位置?随着历史语境的变迁,矛盾双方在文学场中所处的位置及其作用能力又有怎样的演变?�
  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文学场的自主性得到不断增强,以“纯粹”的审美原则为基础的文学观念成为文学场域中占支配地位的原则和规律。这一点我们从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平凡的世界》的出版过程就可清楚地见出。《平凡的世界》是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作为扶持现实主义创作重镇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在路遥的创作道路上产生过积极影响⑤,可人民文学出版社为什么会与路遥这部最为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品失之交臂呢?直到今天,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何启治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依然是痛心疾首:“路遥用生命的最后几年写作《平凡的世界》时,正是新潮人物纷纷拥到前沿的时候。现在看来已显盲目的追新求异一时成为主流,赢得阵阵喝彩,像是在进行一场革命。”⑥在这一背景之下,由于年轻编辑违反操作规程的原因,使人民文学出版社与《平凡的世界》失之交臂。在这一历史语境下,以“纯粹”审美原则为规范的作品必然在文学场中占据支配地位,并且,文学场的逻辑必然以其特有的方式对在场中占据一定位置空间的茅盾文学奖发挥相当的作用。这种策略的作用在第四届和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奖中表现得较为突出,获奖作品中出现了具有某种“纯文学”意义的作品:第四届获奖作品中有陈忠实的《白鹿原》;第五届获奖作品中有阿来的《沉埃落定》、王安忆的《长恨歌》。实际上,这本身就表明了以“纯粹”审美原则为基础的文学观念对茅盾文学奖所确立的文学观和价值观在一定范围内的修正。因而,这些作品的获奖,在一些批评家看来,是违背了茅盾文学奖的评奖原则和标准的。⑦应该说,以茅盾文学奖的评奖标准和价值取向来质疑这些具有“纯文学”意义的作品的获奖,是具有某种合理性的。这里还需要强调的是,茅盾文学奖向“纯文学”作品的偏移仅仅是在一定的限度和范围之内,“那些在写法上更接近现代主义风格的作品(如《马桥词典》、《九月寓言》、《务虚笔记》)和致力于揭示人性‘卑微幽暗面’(洪治纲语)的作品(如《许三观卖血记》)仍被拒绝在外”⑧。应该说,这种偏移本身就是文学场的逻辑与茅盾文学奖在场中所处的位置之间的张力关系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而偏移的程度和大小必然也会受到茅盾文学奖在文学场中的位置以及与之相匹配的配置的规范和影响。那么,在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奖过程中,文学场的逻辑与茅盾文学奖在场中的位置又形成怎样的张力关系?在这种张力关系的投射下产生了怎样的结果?�
  从第六届获奖的5部作品来看,除了柳建伟的《英雄时代》外,其余的4部获奖作品被认为全是严肃的现实主义,是主旋律作品。“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柳建伟的《英雄时代》毫无疑问是主旋律作品;《张居正》虽是反映明朝中晚期改革的历史小说,但由于作者本人对当前中国社会正在进行的改革深有感触,在创作中渗透进作者对当下生活的感触,对推动改革、认识历史有一定帮助,也是弘扬主旋律;《东藏记》描写的是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无字》则通过四代女性的命运,挖掘人性的弱点,使民族情操、感情得到提升,同样也是主旋律作品。”⑨那么,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与第三、第四和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在构成上的这种差异,喻示着文学场的逻辑,以及文学场与茅盾文学奖所处的位置之间的张力关系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呢? �
  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首次由新浪读书频道与中国作家网《中国作家协会》独家合作,共同报道评选活动。新浪网作为当今最有影响的商业网站之一,其受众的数量和质量已具有相当的规模。那么,在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评选过程中,读者的作用是我们在思考第六届茅盾文学奖所置身的文学场,以及文学场与茅盾文学奖所处的位置之间的张力关系时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由于公众的规模(还有社会质量)为独立(‘纯艺术’、‘纯研究’等等)或从属(‘商业艺术’、‘实用研究’等等)于‘大众’的需要和市场的限制以及不计利害价值的认同提供了良好的尺度,它无疑构成了在场中占据的位置的最确实和最清楚的指数”⑩。�

  在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评选过程中,审读小组推荐的23部入围作品名单在新浪网上一公布,立刻就遭到了网友的围攻。那么,这23部遭到围攻的推荐作品大体上体现了何种文学观念呢?从这23部入围作品的艺术水准来看,“在历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中,如果不是最高的,至少也可说是最整齐的”11。并且,这些推荐作品中的很大一部分均是近年来几个具有纯文学意味的“民间”文学大奖的得主12。可是,就是这些被认为在技术上或形式上极其成熟的作品,却受到了网友义正辞严的指责。指责的核心不是作品不够艺术,而是作品不够现实,并由此推衍到对茅盾文学奖的主旨、价值和意义的质疑。《北京青年报》在《茅盾文学奖挑起矛盾》这篇文章中,直接以“莫言作品全票当选 直面现实之作落选备受争议”为副题,汇集了网友对23部入围作品的批评:“像《沧浪之水》、《梅次故事》、《桃李》等有社会意义和艺术水准,大众爱读的现实作品却榜上无名,所以这个评委会是令人质疑的。中国的文学之路该怎样走,作为中国文学最高水准奖项的评委们,难道就没有这种历史责任感吗?”13
  在评选的第二阶段,按茅盾文学奖《评奖条例》,在三名或三名以上的评委提名的前提下,又增补了参加终评的6部作品。这6部作品全是现实题材的作品,并且,包括了最终获奖的柳建伟的《英雄时代》。可以说,这本身就是对这种以读者为中心的力量的一种呼应。并且,在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奖过程中,茅盾文学奖评奖办公室对评奖条例进行了修正。《条例》修改稿规定,为了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在终评开始前一个月,将入围名单向社会公布,读者的意见可通过各种方式直接反馈到茅盾文学奖评奖办公室,作为评选委员会评选的重要参考。与此同时,茅盾文学奖的评奖条例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在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奖条例中,茅盾文学奖评奖的基本准则――坚持评奖的“导向性、权威性、公正性”,被替换为“导向性、群众性、公正性”,也就是用评奖的“群众性”代替了评奖的“权威性”。�
  应该说,评奖的“群众性”是1978年文学评奖运作机制的基本特点(此问题非本论文的论述范围,在此从略)。那么,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构成,以及评选机制上的改变,是否就是对1978年文学评奖的一种回归,或者说,就是对第一届和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的简单回归?回答显然是否定的。在第一届和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奖中,大众、知识分子与权力之间是彼此呼应的。而就第六届茅盾文学奖来看,茅盾文学奖的评奖标准与大众的阅读习惯之间无疑具有某种亲和性。“实际上,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议论,但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一直是畅销的,说明读者还是欢迎的。”14这样一来,借助大众对文学场的作用,茅盾文学奖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与精英原则相抗衡的新资本。在这些力量的共同作用下,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必然会向更符合大众阅读习惯的传统现实主义作品偏移。另一方面,我们在强调读者的阅读习惯与茅盾文学奖评奖标准的趋同性的同时,也不能就此忽视两者之间的差异,毕竟读者推崇的现实题材的作品,如《沧浪之水》、《梅次故事》等作品所建构的现实与获得茅盾文学奖的现实题材的作品为我们设想的现实之间是存在一定的差异的。因而,在我看来,茅盾文学奖如何定位其与读者之间的关系,与其在文学场中的位置和作用能力密切相关。
  
  注释:
  ①胡殷红:《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评委谈获奖作品》,《文艺报》2005年4月14日。 �
  ②参见《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述说获奖感受》,《文艺报》2005年4月19日。�
  ③参见胡平《我所经历的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小说评论》1998年第1期。 �
  ④洪治纲:《无边的质疑――关于历届“茅盾文学奖”的二十二个设问和一个设想》,《无边的迁徙》,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98页。其他的批评文章还有陈晓明的《请慎重对待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科学时报》1999年11月27日。等等。�
  ⑤路遥的成名之作《惊心动魄的一幕》刊发于《当代》,后来《当代》又刊发了他的《在困难的日子里》。《当代》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所属刊物。 �
  ⑥何启治:《文学编辑四十年》,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3页。 �
  ⑦参见李洁非《2000年中国文坛便览》,《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第5期;《众说茅盾文学奖:谁来裁判评委?》,http://book.省略/maodun/news/c/2005-04-15/1230183390.shtml �
  ⑧�11�邵燕君:《茅盾文学奖:风向何方吹――兼论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困境》,《粤海风》2004年第2期。 �
  ⑨《中国作协首次回应〈檀香刑〉落选争议》,http://book.省略/maodun/news/c/2005-07-26/0943187215.shtml �
  ⑩皮埃尔・布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刘晖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65―266页。 �
  �12�如《檀香刑》、《花腔》2003年1月获得首届“21世纪鼎钧双年文学奖”;《远去的驿站》、《张居正》2003年1月获首届“九头鸟长篇小说奖”;《解密》、《把山羊和绵羊分开》、《远去的驿站》入选中国小说学会“2002中国小说排行榜”等等。�
  �13�《茅盾文学奖挑起矛盾》,《北京青年报》2003年11月17日。 �
  �14�徐林正:《茅盾文学奖背后的矛盾》,《陕西日报》2000年6月23日。
  
  责任编辑 陈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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